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：“我们所有人只拿三分之一的片酬，剩下的资源都用在了制作费用上，力求完成这部作品。”这番话与古天乐此前呼吁“带头砍片酬”的言论相互呼应，揭示了香港电影界在市场困境中的集体自救。据公开数据显示，2025年香港电影年产量已降至40部以下，比巅峰时期减少了超过60%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刘德华的选择并非个别现象，而是行业求生的必然举措。
从《猎金游戏》的制作过程来看，这种“降薪换制作”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趋势。据该片投资方透露，原定用于演员片酬的预算中，超过70%被重新投入到特效制作和实景搭建上。比如，片中一场金融风暴的视觉效果，单帧渲染费用高达12万元，远超传统港片的特效成本。这种“把钱花在刀刃上”的策略或许能为港片复兴开辟新的路径。
刘德华在调整片酬时，实际上暴露了影视行业长期存在的“片酬倒挂”问题。根据2024年的行业报告，内地一线明星的单部电影片酬依旧高达8000万元，而刘德华的片酬仅为2000万元左右，甚至低于一些二线演员的报酬。背后反映的是资本盲目追捧流量明星，而忽视实力派演员的真正价值。
然而，刘德华选择“低片酬”正是其独特商业逻辑的体现。以2021年《人潮汹涌》为例，他主动降薪，支持80后导演饶晓志，最终影片不仅取得7.62亿元的票房，豆瓣评分7.4分，也远远超过了同期一些流量明星主演的商业片。这一成功的“以小博大”，证明了演员的价值不该仅凭片酬来衡量，更在于他们对作品质量的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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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被问及为何“不找接班人”时，刘德华回应道：“如果有缘分，我们会一起分享经验，但没有一种理论适用于所有时代或所有职业。”这一观点与古天乐“为新人寻找资金”的行动相互补充，揭示了香港电影传承的两条路径。
一方面，刘德华通过“亚洲新星导计划”等项目，累计投资超过2亿元，支持新导演的发展。他投资的《疯狂的石头》导演宁浩和《我不是药神》导演文牧野，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中坚力量。这种“授人以渔”的方式，比单纯地寻找接班人更具可持续性。
另一方面，古天乐则通过自己的“天下一电影制作”公司，直接参与新人项目的开发。例如，他投资的《毒舌律师》以3000万港元的成本，斩获了1.15亿港元的票房，打破了香港影史的票房纪录。这种“产学研结合”的模式，可能为解决港片人才断层问题提供了新思路。
刘德华的降薪行为，实际上是对影视行业“唯流量论”的一次公开挑战。近年来，内地影视行业开始反思“天价片酬”的弊端。2024年，国家广电总局发布了《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》，明确规定“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%”。这一政策与刘德华的做法不谋而合，预示着行业正从“资本驱动”转向“内容驱动”。
从更深层次来看，这一转变还需要制度保障。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已提出“片酬阶梯制”方案，建议根据演员资历和作品口碑设定浮动片酬区间。例如，像刘德华这样的“国宝级演员”，可以通过基础片酬加票房分红的模式，既保障其合理收益，又避免片酬压缩制作成本。
在《猎金游戏》的拍摄现场，64岁的刘德华仍然坚持亲自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戏。这种“用命拍戏”的态度，与他“降薪救市”的决心如出一辙。他通过行动证明：真正的巨星，不应是资本的附庸，而应是行业的榜样。在流量明星还在为片酬争夺番位时，像刘德华这样的前辈们，早已选择用降薪为电影工业赢得尊严。尽管这种选择或许不够“聪明”，但它无疑更“清醒”——它让行业看到，在寒冬中坚守艺术底线，比追逐短期利益更需要勇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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